寫給申請政治學系的高中生的一封信：關於我與東吳政治學系

    作為外系生，對政治系開始有所認識的契機，是與學生會中學長姊的相遇。學生會辦公室內總是充斥著對時事的討論批評與對課業內容的探討，起初此氣氛顛覆了我對「大學生愛玩」的刻板印象，而多聽幾次那些討論內容後，我發現前輩們對議題的批判皆有著嚴謹而仔細的架構，其觀看方式與切入眼光也較主流價值來的精準、銳利與獨到。這些行為激起我對這些特別的人的好奇心，在網路上搜尋他們的名字以及尋找過去發表的文章與投書時，對於其詳細而不冗長的論述與準確且適當的引用感到十分驚嘆。當時適逢香港反送中運動白熱化的階段，每每看到前輩們對各事件的看法與呼籲時，改變了過往對學術呆板且無用的印象，對「學以致用」的概念有了更進一步的想像。

    此外，政治系上的老師對學科的重視、熱愛，與亟欲傳達其所學的熱忱令人感動，甚至可以傾囊相授形容。上學期的某個周四下午，知道我剛看過電影《漢娜鄂蘭》的政治系同學和我分享，最近的政治學課程剛好在談紐倫堡大審與極權統治對人的影響，更直接邀請我以旁聽的身分跟他一起上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筱綺老師在課堂上仔細且投入的與我們講述米爾格倫的實驗與漢娜鄂蘭對平庸之惡的理論，當時除了驚異於人文學科的實際用途外，更真切地感受到，當對一門學識極具熱忱時所顯現的專注與喜悅的神情。而後續幾次的週四下午，我更是直接翹掉該時段原系的課，每次都到筱綺老師的課旁聽，儘管沒有學分也不會留下實際成績，但我仍深深為老師的熱忱吸引，並期待好奇著每次的課程。

    有了這份好奇，大一下學期後我開始從書本中系統性的學習政治學，並嘗試以書中的論述架構與研究方法解析問題，我發現學到一定程度後，面對問題時相較以往出現了更豐富的感覺，我開始在意詞彙的定義、試著找尋有無適用的理論、斟酌論述的用詞、排列與整理思考問題的路徑。最大的改變是，面對議題或時事，我漸漸從過去的直線性思考、一看到題目就通到答案的思考方式，轉換成會問自己更多問題，更緩慢但仔細的找到結論，好似走迷宮時嘗試各路徑都碰壁後，最終走到出口。

    大二將正式加入政治系，期許自己能成為能有更嚴謹細緻的思考問題能力的學生，也希望在對學術有更多想像後，能從中有所斬獲。

寫給未來系主任的一封信

「寫給未來系主任的信：什麼是本系的知識傳統？本系的教學與學習依舊符合大學理念，而始終是個『學習的地方』」

系主任您好：

做為即將進入政治系就讀的轉系生，想與您分享過去一年在學習上的經歷與心得，以及對政治系與大學在知識追求方向上的想像。

高中階段讀的是以培養思辨能力與人文關懷為特色的特殊班，三年的訓練後除了眼界增廣，更重要的是在面對問題時，相較同儕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並有了做出評斷的能力。上學期在企管系就讀的過程中發現，或許是學系特質的緣故，在知識上，從老師到學生似乎都以「產值」、「效率」、「效益」為追求，這些或許是從事商業工作不可或缺的能力，但高中的所學讓我隱約覺得為學似乎不該僅止於如此。

我想到前陣子PTT上有篇關於「人文社會科學無用論」的文章引起熱烈討論，該篇文章以當今政治場域上較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切入，並以理工科系未來的出路相較之，似乎想強調從人社相關科系畢業後，若不能成為投機但沒有專業、在政治工作上非但沒有「產值」、只會用盡權術以謀私利的政客，則只能當個對社會進步沒有助益的「社畜」；而理工相關科系的畢業生則擁有一技之長，得以有大量的工作選擇與豐富的出路。

姑且不論此文以偏概全的偏頗與不夠充足的例證，針對今日社會對「產值」的信仰與追求我想發表一點淺見。

首先，對於一門學識的有用與否其實很難定義且沒有一致的標準。以近日熱門的疫苗問題為例，作為決策者，從疫苗的事前預訂、簽約、購買、審核，到得到疫苗後，在施打上應做的安排措施與相關配套方法，這些都需要納入多方意見且審慎而嚴謹的考量各種問題，並對每項可能面對的問題逐一做出因應策略，這些繁瑣的思考與決策過程雖不為人所見，但皆是科學與專業，而要具備這些能力絕非僅是具有所謂「有用的知識」就能完成，若沒有過去那些難以在短時間顯現成果的知識的學習，則政策將無法面面俱到的含括所有人的需求。

其次，對學科能力的成果難以量化，不同事件有不同標準，社會對能力產生之價值的裁量也因人而異，若只著重在薪資或物質成就的追求，則必忽略其他需要長遠時間才能彰顯的事物。

最後，我認為必須思考的是產值為何重要、產值是否需要成為眾人奉行的圭臬。東吳的商學院經常以「企業最愛學校」的排行為追求，強調於本校畢業後將有大好前程與優渥待遇。為此，我認為大學教育不該淪為職業訓練，校方在辦學與經營上不該以企業愛用的榜單為標桿。資本社會中對於金錢與物質的追求固然重要，多數人在選擇學校時會以畢業後該校在職場的風評為考量也其來有自，然而必須思考的是大學教育的本質是否僅僅如此，若辦學僅將目光放在淺短的現實面，那作為高教場域必在學術事業上失去方向。大學教育應著重在判斷力與思考力的養成，僅在任何可取代價值上的企求，將無助於成為更好且獨特的個體。

對於政治系教育的想像，正是在學術之外對學生自觀與思考能力上的訓練，唯有掌握問題意識的能力，才能針對問題進行後續的思考，進而明白自身與周圍的樣子與事物的本質，而任何改變與作為都必在了解現況後才能找到方向。

為此，我選擇在大二轉進政治系，以期獲得更多嚮往中的訓練與塑造，也期待系主任在上任後，能讓本系成為能培養學生敢於思考、評斷，且對自我有強烈認知的教學場域。

 

祝 順利

學生 謝俊彥

2021/06/17

 

什麼是自由教育？

 

1.  按Leo Strauss的主張，自由教育為甚麼有能力及如何造就出合乎原初意涵的民主政體—普遍貴族制？

 

Leo Strauss 文中的普遍貴族制指的是一種理想的民主制度，此民主制度應與群眾的德行相輔相成，當體制中的人們在民主生活中能養成一定程度的德性與智慧，這些人在行為上將是與眾不同的貴族，而若此高人一等的能力能為多數人所有，則可被稱為普遍貴族制。與普遍貴族制相對者為被視作大眾文化的現代民主制，大眾文化使生活其中的人民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素養與能力。而群眾可藉由自由教育，從當代民主的平庸蛻變成能力上的貴族，具體方法為藉由自由教育中的讀寫教育，在偉大心靈的著作中與之對話並體察偉大心靈間的對話，並吸收、接納前述賢人的智慧且轉化成自己的能力，方可具備普遍貴族制中的民主能力。

 

2.     你認為，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需要甚麼起碼條件？政治學與自由教育的關係？

 

文本中指出，具有偉大心靈者寥寥可數、幾乎無存在於教育現場，自由教育的教授者多數僅是在讀寫上具有相對豐富的經驗，其可帶領經驗較少的學習者、甚至初學者更容易且快速的觸碰偉大心靈的思想，故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應有更深刻的文本理解能力，且應在面對不同能力和特質的學習者時，給予其量身訂做的傳授模式。

 

我認為政治學是種藉由科學方式對過去和現有的制度進行規整，並生產出一套具有預測能力且對美好未來有建設性的知識體系，而自由教育則是在研讀這套知識體系前應先具備的能力。健全民主社會中的群眾應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與能力，且對體制和運行方式有所了解，才可能對過往案例和現行狀況進行體察、分析、並做出結論和創造解方。故自由教育應是踏入政治學前有的先備知識。

寫給教授的一封信：讀韋伯關於志業的兩篇演說之心得分享

 政治為何該是一項志業？政治該如何是一項志業？以志業為追求的政治家應具有哪些人格條件？閱讀文本前曾對這幾個問題進行思考，並在了解演說內容後對者些疑問有了心得與收穫。以下將用三個面向來論述對上述問題的看法與了解。

 

一、為何非有熱情、責任感、判斷力等條件否則不足以成為政治家

若要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而非短暫的謀利手段，首先應對政治這項學問有利益以外的回饋，當一位政治家以賺取實質利益為追求時，則不可能以群眾利益為優先，更不可能彰顯政治對社會發展的功能。因此，若在政治工作上無法獲得非物質層面的富足，抑或對此事業沒有熱情、沒有對追求發展的渴求，那將無法以此為志業。

責任感的重要性在於，當對於政策或理想的施展遭遇反對力量的阻礙時，不願意窮盡方法以達成共識，而是講問題歸咎於群眾的愚昧、無知和沒有足夠的政治專業，那將淪為一種高高在上的睥睨姿態，並將沉溺於自視甚高的浪漫中而無法施展抱負。

判斷力的重要性彰顯於，政治家小從對政策制定的眼光大至國家的發展路線有無精準的判斷力，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影對政治情勢

有敏銳的觀察和感知，並應在遇到任何徵兆時迅速對事件做出判斷。

二、如何養成志業政治家抑或需機運而非人力

要具備成為志業政治家應具一定的先天條件，最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無虞，將一項職業視為志業而非謀生工具對多數人來說是夢幻且不可企及的。因此唯有確保經濟生活的自由，才有可能將政治工作視為一項志業來追求。

而若除去現實因素，利用人力培養出以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家應可有被實現的空間。以韋伯的志業政治家應具備的條件為教育標的，養成對公共事務具有熱情、對尋求共識和推行思考方式有責任感、以及對社會發展路線有精準觀察能力者並非遙不可及的目標。

然而現實社會的發展有太多變因，無論是歷史進程、文化發展脈絡、社會風氣、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將成為塑造符合韋伯定義的志業政治家之不可避免的問題。

三、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對此有無正面影響 

民主政體強調個人發展、多元性和人權，而這些元素雖不一定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相互違背，但就歷史上的各個政權來看，當一群人以整體利益為追求時，勢必將犧牲力量薄弱的少數人的權益。

 志業政治家對政治發展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夠的熱情支撐其在面臨阻礙時屹立不搖，且當予到減緩其發展速度的困難時，也有充分的責任感使其能全盡方法以解決難關，期更具備敏銳的判斷能力以找出最能達到發展標的的解方。然而健全的民主政治絕不能只以發展為追求，若在追求進步的同時無法兼顧少數族群的權益，那縱使以日行千里的速度發展，也無法符合成為合格民主政體的條件。

因此一個全然的志業政治家，對民主政權的發展將未必是件具有正面影響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