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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作業二 古典政治哲學有助於正確地認識政治?

系主任您好,此封信件的目的在於闡述本人對於Strauss所提出關於政治哲學及自由教育的理解,另在末段說明對本人來說,理解這位學者對兩者概念的描述對於認識政治,是否有所幫助。

欲回答這個問題,我相信必須從Strauss對「政治」、「哲學」的理解及其中的關聯去做展開,並輔以他對施行自由教育的耳提面命,方能徹底了解這位猶太哲人為何重視政治哲學,政治哲學又是如何將所謂「善」,帶進政治生活、政治秩序中。

1.「古典」政治「哲學」

        謂之古典,是因為它在本質上追求理念的實踐,並非僅止於對概念的描述及理解;稱之哲學,則象徵在共同理念的追求上,政治與哲學彼此相互影響,誰也無法在政治秩序的構建中獨善其身。於此,Strauss以其獨到的見解釐清了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連結,它認為政治與其是一種主題,不如將其看作為一種處理方式,旨在以政治的方式處理哲學,將Strauss所認為的公民導引入哲學生活中。這些答案在根本上是為了回答一個基本的命題:即「為什麼政治生活需要哲學」。

2.政治哲學與政治

         古典政治哲學關注政治秩序,同時寄望於解決政治的重要爭論:何謂好的政治秩序。這個爭論可以從兩個面向去思考:其一聚焦於制度、其二則關注統治者的德性。

        Strauss毫不掩飾地展現他對「貴族制」的嚮往,此所指的貴族,並非傳統上人們所認知的,以身分、地位、財富、血統為判斷標準的貴族。而是在此之外,尚須衡量德行、道德等心靈層次。為了能有效地使貴族進入政府,Strauss特別推崇憲政之父的貢獻。他們確立了一種永恆的架構,使政治家能夠在此等框架下應付詭譎多變的政治生態而不致產生混亂。但具體來說,在談及何種法律制度是最好,或者說最能夠維持政治秩序這些問題時,政治哲人的思考往往較憲政之父更為全面,因為他們的思考並不會侷限在任何情境之中。透過如此廣泛的討論所得出答案,即使不是能適用於何時何地的最好體制,也是一種判斷政體好壞的一種判准。

        政治的根本爭論在於誰應該成為統治者,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德行,一旦具備甚麼樣的德行,便毫無爭議的具有實行統治的資格。這是個明顯的哲學問題,卻難以找出四海皆準的答案。民主制的本質是以民作主,因此要求公民須具備德行來對其選擇節制與負責;但對非民主政體來說,這樣的說法似乎又不被接受。或許從這方面來說,我們又可以說它不能算是個哲學問題。或者,我們認定它是個哲學問題,並向所有質疑的聲音表示,只有對民主的問題值得追求,因為那些非民主的政體在未來必定會皈依於民主之下。因此,對民主政體中所有問題的追求必定就是對真理的追求。

3.自由教育的作用

        自由教育與政治哲學為了成就「善」而相互輔佐。古典政治哲學提供目標,自由教育則是方法。為何自由教育如此重要,Strauss的說法提供了對現代民主毫不遲疑地批判:「我們拒絕民主制,因是那是未受教育者的統治」。有教養之人與庸人的區別,不僅在於公民責任心,亦在選舉權的節制上有所表示。只依靠好惡去做一切政治事務的判斷,對共同體而言乃是一場災難,為此,需靠自由教育來避免,如同Strauss所言:「自由教育乃大眾文化之解毒劑」。

        對貴族統治的嚮往激發出了Strauss對自由教育的推崇,即便他必任何人都清楚明白這條路是如此困難重重。馬克思與尼采的例子恰好說明了即便是深具智慧之人也並非能轉化自由教育的好處。「我們不期望會引領所有受惠於他的人都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公民責任」,這種消極的澄清說明了自由教育作為即使是最有可能接近貴族統治的途徑,也依舊無法被樂觀地期待。

        若要以Strauss對政治哲學、自由教育的闡述去理解政治,顯然並非易事。一方面源於文本的不足,本人無法清楚得知Strauss對政治是否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另一方面,若是要以他的說詞為框架,去建構心中政治的藍圖,可能又會淪為各取所需,各說各話。因此,古典政治哲學是否有助於正確認識政治,我只能回答,它確實提供了一種解讀政治的面向,透過追求最好的政治體制(貴族制)和自由教育的作用去理解政治哲學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但要說透過古典政治哲學,吾人將精準掌握政治的各類意涵,也有些過於言過其實。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什麼是自由教育

1.Leo Strauss的主張,自由(博雅)教育為甚麼有能力及如何造就出合乎原初意涵的民主政體普遍貴族制(a universal aristocracy)?

              Leo Strauss口中的普遍貴族制,與現代民主制相對應。在他眼中的民主制應是一種與德行相輔的政體,並要求身處其中的成年人具備智慧。這些與普羅大眾有別的公民因其所具備的德行和智慧而成為能力上的貴族,而普遍則象徵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具備這種能力。與之相對的現代民主制則屬於一種大眾文化,它使得大眾沒有能力,體制上也不允許進行自我統治。

               兩者之間的關係透過自由教育而有所連接。Leo Strauss將自由教育比喻為一架橋階梯,能使大眾文化上升至原初意義下的民主,即普遍貴族制。它能夠透過讀寫教育,與所謂的偉大心靈進行對話,傾聽他們(偉大心靈)之間的談話,進而建立起人的高貴氣質,喚起一個人的優異和卓越。屆時,我們可以認定他已具備智慧和德行,成為原初意義下民主的元素—具有貴族般能力的公民。

 

2.你認為,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需要甚麼起碼條件?政治學與自由教育的關係?

               Leo Strauss稱自由教育的成品為一個「有文化的人」,並以農作解釋文化的意涵,對土壤及作物的培育,須按其作物的本性而定。這就意味著對一個心靈的培育,也必須順著他的特性及天賦而論,這時就需要教育者進行引導。教育者不必成為Leo Strauss口中的那些最偉大心靈,畢竟這些人寥寥無幾。但作為研讀中較具經驗者,它至少要能幫助經驗較少的學生,使其能在後來的讀寫教育中成為偉大心靈間對話的促成者。

               政治科學的概念據Leo Strauss所言,只不過是將民主的理念與如其所是的民主加以比較。因此自由教育與政治學的關係在於以後者來檢驗前者是否達成了將現代民主制改變為普遍貴族制的宏偉目標。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讀韋伯關於志業的兩篇演說之心得分享

 劉主任函丈: 

        今日的這封信,主要的目的在於抒發本人在閱讀完韋伯關於志業的兩篇演說後,所產生的心得。

韋伯的這兩場演講,時至今日已過去一百年的時間。這百年間,發生了太多韋伯意想不到的事。他或許沒料到,僅僅過去二十餘年,德國就再次挑起了又一次世界大戰,並狼狽落敗;他也或許沒能料到,民主這個在當時還算空泛的概念,竟成為了現今主流國家所崇尚的神,甚至成為他所謂「多神交戰」世界中的最大勢力之一。的確,現今的時空環境迥然有別於當時,因此這兩篇演講顯得有些過時,或者說「格格不入」並不是件奇怪的事。但或許這種時空差異帶來的違和感,能讓我們暫時拋開現實層面的各種因素,進而專注在韋伯所要傳達的價值本身。 

        韋伯對學術的理解,源自其多年來投身其中的經驗;而政治,則可能源於長時間的觀察。對於有意以學術及政治為志業的年輕人而言,你可以將兩篇演講的內容奉為圭臬,雕琢自己的人格及外在行為來成為韋伯期許中的所謂「志業」政治家及學者。但在一頭栽入那樣的世界之前,不妨先思考你是否同意韋伯口中所描述的學術與政治。即便後事的學者不斷頌讚韋伯的成就,並將兩篇演說奉為「永不過時的經典」,到頭來依舊只有親自與文本對話,才能在茫茫學海中找出能終身受用的經典。 

        兩篇關於志業的演講,無疑給當時混亂的德國社會,特別是對於未來感到、無助、不安的青年學子,一個可以依循的方向。這位思想巨擘,以前輩的口吻,對即將踏入學術及政治工作的人,一個自我審視的機會。當韋伯提及大學體系如何影響德國的學術發展、政治活動對他而言的核心本質,以及以學術、政治作為志業的人格條件時,他所要傳達的對象不僅止於台下的聽眾,而是整個社會。至於韋伯得演說是否幫助了那些對生活失去希望的學生,給予他們重新奮鬥的方向;抑或是導正因戰敗而逐漸混亂的政治局勢,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日後的發展來看,或許當時的德國青年更想要的是一個富有行動力民族救星,而非紙上談兵的學者。 

        於我而言,韋伯兩篇演講並沒有起到指點迷津的作用。或許本人日後並不算投身於學術及政治工作,但韋伯所提到一些關於教學與政治的關係正好可以幫助我反思政治系課程的安排與內容。當他提到政治不屬於課堂時,我當下的直覺反應是,這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期許。畢竟要教授者僅止於傳達事實的真相而不抒發己見,在我看來無助於教與學的互動。當然我並不是要教師在課堂上化作教士或先知,雙方在一個不受拘束的場域自由的抒發己見,進行思想碰撞,我認為要更比學生自行思考來的有趣且效率。話雖如此,透過韋伯的提醒,日後在面對課程時我將對授課的性質更為清楚,究竟教師授課的內容是知識的交流,還是個人立場的灌輸。

        最後,談及韋伯對於政治的理解,可謂透徹。如果有人問起政治的定義是什麼,我會向他介紹除了孫文及David Easton的其他說法,即韋伯的說辭。並推薦他親自閱讀《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一文,期望他能透過這位學者的眼界,窺視這塊不受大眾所理解的陌生土地,並從中挖掘自我的真實看法。至此,本人的心得就此告結,感謝劉主任撥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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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順心

吳仲喆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