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教授的一封信：讀韋伯關於志業的兩篇演說之心得分享

 政治為何該是一項志業？政治該如何是一項志業？以志業為追求的政治家應具有哪些人格條件？閱讀文本前曾對這幾個問題進行思考，並在了解演說內容後對者些疑問有了心得與收穫。以下將用三個面向來論述對上述問題的看法與了解。

 

一、為何非有熱情、責任感、判斷力等條件否則不足以成為政治家

若要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而非短暫的謀利手段，首先應對政治這項學問有利益以外的回饋，當一位政治家以賺取實質利益為追求時，則不可能以群眾利益為優先，更不可能彰顯政治對社會發展的功能。因此，若在政治工作上無法獲得非物質層面的富足，抑或對此事業沒有熱情、沒有對追求發展的渴求，那將無法以此為志業。

責任感的重要性在於，當對於政策或理想的施展遭遇反對力量的阻礙時，不願意窮盡方法以達成共識，而是講問題歸咎於群眾的愚昧、無知和沒有足夠的政治專業，那將淪為一種高高在上的睥睨姿態，並將沉溺於自視甚高的浪漫中而無法施展抱負。

判斷力的重要性彰顯於，政治家小從對政策制定的眼光大至國家的發展路線有無精準的判斷力，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影對政治情勢

有敏銳的觀察和感知，並應在遇到任何徵兆時迅速對事件做出判斷。

二、如何養成志業政治家抑或需機運而非人力

要具備成為志業政治家應具一定的先天條件，最重要的是經濟上的無虞，將一項職業視為志業而非謀生工具對多數人來說是夢幻且不可企及的。因此唯有確保經濟生活的自由，才有可能將政治工作視為一項志業來追求。

而若除去現實因素，利用人力培養出以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家應可有被實現的空間。以韋伯的志業政治家應具備的條件為教育標的，養成對公共事務具有熱情、對尋求共識和推行思考方式有責任感、以及對社會發展路線有精準觀察能力者並非遙不可及的目標。

然而現實社會的發展有太多變因，無論是歷史進程、文化發展脈絡、社會風氣、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將成為塑造符合韋伯定義的志業政治家之不可避免的問題。

三、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對此有無正面影響 

民主政體強調個人發展、多元性和人權，而這些元素雖不一定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相互違背，但就歷史上的各個政權來看，當一群人以整體利益為追求時，勢必將犧牲力量薄弱的少數人的權益。

 志業政治家對政治發展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夠的熱情支撐其在面臨阻礙時屹立不搖，且當予到減緩其發展速度的困難時，也有充分的責任感使其能全盡方法以解決難關，期更具備敏銳的判斷能力以找出最能達到發展標的的解方。然而健全的民主政治絕不能只以發展為追求，若在追求進步的同時無法兼顧少數族群的權益，那縱使以日行千里的速度發展，也無法符合成為合格民主政體的條件。

因此一個全然的志業政治家，對民主政權的發展將未必是件具有正面影響的好事。

1. 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作為一名「在學習政治學」的學生，我閱讀完韋伯兩篇的演說後，回看現今人類社會中對於「政治」的認識和定位可謂有感而發，普羅大眾提到政治都會想到「政客」，而甚少提到「政治家」，但他們也是否真的能清楚區分兩者差別，個人都看多數為否。

 

那這兩者的區分以及成熟政治家應該具備怎麼樣的條件和特質，怎麼樣才可以與政客所區分開，韋伯以「其是否把政治視為志業」為區分標準，而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具備這樣的特質的「志業政治家」的存在亦是極為重要。

 

那怎麼樣才算是志業政治家，這個特質又是什麼呢，韋伯認為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這三項的人格條件，滿足這樣條件的人更是作為領導者的特質；這樣的政治家「為」政治而生存，同時「靠」政治而生存，這兩者並不代表必然相對立和排斥，相反政治家不僅可以在思想上同時做到，在實踐上也可以。

 

 

 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1.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就人格條件所對應的政治觀而言，我認同韋伯所設定的這些人格條件與政治觀。熱情、責任感以及判斷力三者，除了是成為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更是領導者的特質。政治的最終目的，在於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何謂公平正義的社會？並非指烏托邦主義那樣理想化的「絕對」完美世界，而是試圖運用權力帶來的影響力化不可能為可能，達成一個「相對」美好的社會秩序。

以政治為業有兩種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這種對照並不意味著兩者是互相排斥的。所謂熱情，就是獻身於一項志業，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為」政治而生存的人，從內心將政治作為生命。這或許是因為其擁有所行使的權力而得到享受，又或是因為其意識到服務於一項「志業」而使生命具有意義，進而滋生出一種內心的平衡與自我價值。

然而，光是空有熱情卻是無濟於事的。首先，政治保證自己擁有權力感。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己擁有支配人的權力，並且影響人們。這種感覺使人從日常生活中超脫出來（擁有重大決策的權力，並產生遠大影響力）。與此同時，有個相對的問題：「如何不辜負這樣的權力，並且確實負起責任？」因此，熱情必須能夠為志業服務，並且把這項志業的責任當作重要的行為準則；否則，將無法造就一名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身擁有的權力所帶來之影響，不辜負這些權力的來源並且確實負起責任，即是責任感。

判斷力便是指冷靜面對現實的能力，也就是對人、對事的距離。但問題在於：「如何使一人身上同時具備熾烈的熱情與冷靜的判斷力？」而獻身於政治，甚至將政治作為自己的生命，毫無疑問，只能出自熱情並以此來支持；且只有通過養成保持距離，才能做到嚴以律己。

2.如何養成韋伯所期許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或者集三者於一身乃偶然、機運、天賜，非人力所及？

熱情、責任感以及判斷力，集三者於一身可以說是偶然、機運、天賜、同時也是人力所及。而這麼說的理由在於這些彼此並不衝突，甚至是相輔相成的。也許有些人天生對於政治充滿了熱情、也具備責任感，但缺乏判斷力；有些人對於政治無感、缺乏熱情，但有責任感、也有判斷力，這些都是可以透過人力所及而改變。儘管我們所身處的時代不同，或許無法完全貼近那時代的價值觀、或許隨著每個時代下的環境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解釋，但這些人格條件在任何的時代背景下，其基本核心是不變的。

無論熱情、責任感或判斷力，都是經由過去在每個不同環境接觸的經驗以及認知所堆積而成，尤其是最關鍵的判斷力更是如此。熱情與責任感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存在，政治保證自己擁有權力感。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己擁有支配人的權力，並且影響人們。這種感覺使人從日常生活中超脫出來（擁有重大決策的權力，並產生遠大影響力）。在熱情的驅使之下追求權力，而享有權力的同時也肩負了相對應的責任（使命感），這是兩者密不可分的連結。尤其，判斷力的養成，每一次成功與否的經驗，都影響了下一次作決策的思緒判斷，進而養成了判斷力，也就是屬於自己的一套決策思維模式，因此過去的經驗具備了決定性的因素。 

3.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或正好相反（敵、友或無關）？

對於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的存在是重要的。但存在於現實的問題是：「真正的志業政治家存在嗎？」就從韋伯所設定的三個人格條件（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來看，必須三者皆同時具備，才有資格符合一名志業政治家。但人們對於政治充斥著卑劣的形象，經常是來自政治人物沒有責任感或是缺乏判斷力，但他們卻都有熱情（驅使其追求權力）。三項人格條件在沒有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形成的是另外一種「不定然」但「可能」走向負面的方向。就最理想的期望來看，人們理所當然地希望這社會能夠存在「志業政治家」（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者兼具），而不是「政客」。

 綜觀古今，無論是「政治家」或「政客」，這些政治活動者的選擇與作為究竟是對或錯，都無法在當下獲得驗證，只有留下歷史評價來驗證其選擇的結果。政治的最終目的，在於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然而，這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並非像烏托邦主義的絕對完美世界，而是運用方法、透過權力的行使，化不可能為可能，建立一個相對美好的世界。這一點尤其在民主政體當中，更為重要。

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1. 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我想我同意韋伯的觀點。我將試圖以我對於政治的看法出發，闡述我如何贊同韋伯「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對我來說，志業政治家這個詞，已經表明了政治有不同於其他場域的特別之處。否則，若世間任何場域的志業家有所謂的:「共通長相」或「共通特性」，那大可不必以志業政治家為主題，說明志業家即可。既然政治場域有其特殊性，那麼要同意韋伯對於志業政治家的人格特質，對於「政治」的詮釋與感受應該也不會與韋伯相差太多，或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更深入的討論。

於我而言，政治的終極目標是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我論述的非常簡單，但這當中隱含著我贊同許多韋伯的觀點。

首先，志業政治家面對權力的態度不是:「為了追求而追求」。亦即，權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追求權力的目的是為了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韋伯也確實認同權力不該是目的。最鮮明的就屬於韋伯在論及志業政治家人格特質的部分(P252)。韋伯也在文章中描述虛榮對於志業政治家的破壞力(P253)，強調身為志業政治家應該要:「切事」，更將其與其中一個人格特質做連結(責任感)。

其次，依照政治對於我的意義，我接著要處理的難題便是:「何謂好的方向?如何判斷?如何可能?」。好，或許用哲學常用的說法:「善」當然是價值判斷的結果。這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來看: 

一、志業政治家願意面對魔神的交戰，並對這種交戰與取捨感到熱衷

二、志業政治家必須對魔神的交戰過程清楚，並明白其發展的極限，才有可能帶領共同體往「善」前進 

就第一部分來說，就是韋伯所提到的:「熱情」(P252)。不過韋伯在論述這種熱情時，更多了責任，並區分了其與「沒有結果的亢奮」是不同的。然而，我認為在我對於政治終極目標的看法:「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當中，就已經隱含了志業政治家的責任期許。倘若沒有負責任的態度，便無法達成這個目的。而共同體的發展不僅是一個應然的、道德的，當然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所以在責任層面理應需要考慮到心志與責任論理。韋伯也對於這部分有所論述(P259-P265)，其最終的結論是以責任倫理為主並在發展當中說明心志倫理(P272)。

最後，第二部分則是與韋伯所提出的:「判斷力」做呼應。若必須要清楚魔神交戰的過程與其極限，就不得不經過學術訓練，這同時也是韋伯的論點:學術對生命的幫助是清明(P183)。而判斷力則是能夠讓人保持距離的觀察，也唯有這樣可以「冷靜的」理解諸神交戰，使自身清明，帶共同體往善前進。

 

2. 如何養成韋伯所期許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或者集三者於一身乃偶然、機運、天賜，非人力所及？

我認為三者集一身是屬於結構、機運，非人力所及的問題，尤其是熱情與判斷力。同政治思想在當代對於多數人來說乏味相同，其實最擔心的是「距離」。而距離如何產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既是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也是技術的。具體而言，我始終認為距離與出生時的環境有非常大的關聯，我想這也是思想越來越難給予多數人calling的原因。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對於自身的時代做出了沉痛的反思，但每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有些過時了、有些還持續存在、有些以另一種形態持續發酵，要從中找出「現代性」本就是極為不易的事情，更悲觀的說，我認為這是機運、結構的問題。

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是永遠難以靠近或想像那樣子的價值觀。在這裡我想沿用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當中對於人格的討論(P165)。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個人體驗」。我當時看到這個詞語時，私以為是生命經驗，而在韋伯心目中是感動。但即便是感動，也深受所處環境的影響，有時候，不是拚命做了很多努力，就能夠體會那份感動。因此，我認為兼具三種人格特質，是非常難以人為養成的。

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同意在大學裡教政治學。原因有二:

一、政治學教育對我來說有其他意義

政治學教育對我而言，重要的在於培養: 公民、政治學術研究者、志業政治家甚或是哲學家國王。而其中最實際的是公民。公民不同於人民，是健全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石。倘若真的有一個情況，所有的人民都是公民，或許可以打破韋伯的想法:「民主，只能在該談民主的場合進行」(P160)。

二、相信不可能，才有可能的機會 

如同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文末對於志業政治家的描述:「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做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機會去完成」(P274)。因此，我雖然對於三種人格特質齊聚一身是悲觀的，但仍願意也相信應該要繼續政治學教育。

 

3. 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或正好相反（敵、友或無關）？

我認為志業政治家對於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是重要的。如我前面所述，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民數量的多寡。畢竟所有的制度性安排中，最大的變數就是人。而這個觀點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該如何使公民的數量增加

二、公民的數量增加了與民主健全的相關機制為何？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想現在不是談的絕佳時機，在課程的後段談及教育與政治的部份這會是我論述的重點，雖然我前面有簡單提過這跟政治學的教育有關。（或許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志業政治家有沒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民變為公民，這個也一併再討論） 

而第二個問題是我認為志業政治家對於民主政體重要的原因。假設我們已經擁有了多數的公民，但這中間的仍然需要有更為專業的人來帶領公民前進，這個人的縮影正是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國王的概念。社會依舊是分工的、各司其職的，大家的興趣不一、心力投入也不一。不過公民為多數的環境是有利於志業政治家以及哲學家國王的土壤，如同柏拉圖想表達的一樣，這些人學習了哲學後並不是要治國，而是更加懂得尊重專業。但僅僅只是懂得尊重專業，並無法使共同體邁向善的方向，因為必須要有「專業」帶領大家前進，而這個專業就是志業政治家。

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1. 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2. 如何養成韋伯所期許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或者集三者於一身乃偶然、機運、天賜，非人力所及？
3. 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或正好相反（敵、友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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