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主任函丈:
今日的這封信，主要的目的在於抒發本人在閱讀完韋伯關於志業的兩篇演說後，所產生的心得。
韋伯的這兩場演講，時至今日已過去一百年的時間。這百年間，發生了太多韋伯意想不到的事。他或許沒料到，僅僅過去二十餘年，德國就再次挑起了又一次世界大戰，並狼狽落敗；他也或許沒能料到，民主這個在當時還算空泛的概念，竟成為了現今主流國家所崇尚的神，甚至成為他所謂「多神交戰」世界中的最大勢力之一。的確，現今的時空環境迥然有別於當時，因此這兩篇演講顯得有些過時，或者說「格格不入」並不是件奇怪的事。但或許這種時空差異帶來的違和感，能讓我們暫時拋開現實層面的各種因素，進而專注在韋伯所要傳達的價值本身。
韋伯對學術的理解，源自其多年來投身其中的經驗；而政治，則可能源於長時間的觀察。對於有意以學術及政治為志業的年輕人而言，你可以將兩篇演講的內容奉為圭臬，雕琢自己的人格及外在行為來成為韋伯期許中的所謂「志業」政治家及學者。但在一頭栽入那樣的世界之前，不妨先思考你是否同意韋伯口中所描述的學術與政治。即便後事的學者不斷頌讚韋伯的成就，並將兩篇演說奉為「永不過時的經典」，到頭來依舊只有親自與文本對話，才能在茫茫學海中找出能終身受用的經典。
兩篇關於志業的演講，無疑給當時混亂的德國社會，特別是對於未來感到、無助、不安的青年學子，一個可以依循的方向。這位思想巨擘，以前輩的口吻，對即將踏入學術及政治工作的人，一個自我審視的機會。當韋伯提及大學體系如何影響德國的學術發展、政治活動對他而言的核心本質，以及以學術、政治作為志業的人格條件時，他所要傳達的對象不僅止於台下的聽眾，而是整個社會。至於韋伯得演說是否幫助了那些對生活失去希望的學生，給予他們重新奮鬥的方向；抑或是導正因戰敗而逐漸混亂的政治局勢，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日後的發展來看，或許當時的德國青年更想要的是一個富有行動力民族救星，而非紙上談兵的學者。
於我而言，韋伯兩篇演講並沒有起到指點迷津的作用。或許本人日後並不算投身於學術及政治工作，但韋伯所提到一些關於教學與政治的關係正好可以幫助我反思政治系課程的安排與內容。當他提到政治不屬於課堂時，我當下的直覺反應是，這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期許。畢竟要教授者僅止於傳達事實的真相而不抒發己見，在我看來無助於教與學的互動。當然我並不是要教師在課堂上化作教士或先知，雙方在一個不受拘束的場域自由的抒發己見，進行思想碰撞，我認為要更比學生自行思考來的有趣且效率。話雖如此，透過韋伯的提醒，日後在面對課程時我將對授課的性質更為清楚，究竟教師授課的內容是知識的交流，還是個人立場的灌輸。
最後，談及韋伯對於政治的理解，可謂透徹。如果有人問起政治的定義是什麼，我會向他介紹除了孫文及David Easton的其他說法，即韋伯的說辭。並推薦他親自閱讀《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一文，期望他能透過這位學者的眼界，窺視這塊不受大眾所理解的陌生土地，並從中挖掘自我的真實看法。至此，本人的心得就此告結，感謝劉主任撥冗閱讀。
祝:
事業順心
吳仲喆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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