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1.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就人格條件所對應的政治觀而言，我認同韋伯所設定的這些人格條件與政治觀。熱情、責任感以及判斷力三者，除了是成為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更是領導者的特質。政治的最終目的，在於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何謂公平正義的社會？並非指烏托邦主義那樣理想化的「絕對」完美世界，而是試圖運用權力帶來的影響力化不可能為可能，達成一個「相對」美好的社會秩序。

以政治為業有兩種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這種對照並不意味著兩者是互相排斥的。所謂熱情，就是獻身於一項志業，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為」政治而生存的人，從內心將政治作為生命。這或許是因為其擁有所行使的權力而得到享受，又或是因為其意識到服務於一項「志業」而使生命具有意義，進而滋生出一種內心的平衡與自我價值。

然而，光是空有熱情卻是無濟於事的。首先，政治保證自己擁有權力感。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己擁有支配人的權力，並且影響人們。這種感覺使人從日常生活中超脫出來（擁有重大決策的權力，並產生遠大影響力）。與此同時，有個相對的問題：「如何不辜負這樣的權力，並且確實負起責任？」因此，熱情必須能夠為志業服務，並且把這項志業的責任當作重要的行為準則；否則，將無法造就一名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身擁有的權力所帶來之影響，不辜負這些權力的來源並且確實負起責任，即是責任感。

判斷力便是指冷靜面對現實的能力，也就是對人、對事的距離。但問題在於：「如何使一人身上同時具備熾烈的熱情與冷靜的判斷力？」而獻身於政治，甚至將政治作為自己的生命，毫無疑問，只能出自熱情並以此來支持；且只有通過養成保持距離，才能做到嚴以律己。

2.如何養成韋伯所期許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或者集三者於一身乃偶然、機運、天賜，非人力所及？

熱情、責任感以及判斷力，集三者於一身可以說是偶然、機運、天賜、同時也是人力所及。而這麼說的理由在於這些彼此並不衝突，甚至是相輔相成的。也許有些人天生對於政治充滿了熱情、也具備責任感，但缺乏判斷力；有些人對於政治無感、缺乏熱情，但有責任感、也有判斷力，這些都是可以透過人力所及而改變。儘管我們所身處的時代不同，或許無法完全貼近那時代的價值觀、或許隨著每個時代下的環境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解釋，但這些人格條件在任何的時代背景下，其基本核心是不變的。

無論熱情、責任感或判斷力，都是經由過去在每個不同環境接觸的經驗以及認知所堆積而成，尤其是最關鍵的判斷力更是如此。熱情與責任感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存在，政治保證自己擁有權力感。志業政治家能夠意識到自己擁有支配人的權力，並且影響人們。這種感覺使人從日常生活中超脫出來（擁有重大決策的權力，並產生遠大影響力）。在熱情的驅使之下追求權力，而享有權力的同時也肩負了相對應的責任（使命感），這是兩者密不可分的連結。尤其，判斷力的養成，每一次成功與否的經驗，都影響了下一次作決策的思緒判斷，進而養成了判斷力，也就是屬於自己的一套決策思維模式，因此過去的經驗具備了決定性的因素。 

3.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或正好相反（敵、友或無關）？

對於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的存在是重要的。但存在於現實的問題是：「真正的志業政治家存在嗎？」就從韋伯所設定的三個人格條件（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來看，必須三者皆同時具備，才有資格符合一名志業政治家。但人們對於政治充斥著卑劣的形象，經常是來自政治人物沒有責任感或是缺乏判斷力，但他們卻都有熱情（驅使其追求權力）。三項人格條件在沒有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形成的是另外一種「不定然」但「可能」走向負面的方向。就最理想的期望來看，人們理所當然地希望這社會能夠存在「志業政治家」（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者兼具），而不是「政客」。

 綜觀古今，無論是「政治家」或「政客」，這些政治活動者的選擇與作為究竟是對或錯，都無法在當下獲得驗證，只有留下歷史評價來驗證其選擇的結果。政治的最終目的，在於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然而，這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並非像烏托邦主義的絕對完美世界，而是運用方法、透過權力的行使，化不可能為可能，建立一個相對美好的世界。這一點尤其在民主政體當中，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