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1. 韋伯就志業政治家所設定的三項人格條件對應著什麼樣的政治觀？（另一種問法：對韋伯而言，為甚麼必須具備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才有資格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你同意？

我想我同意韋伯的觀點。我將試圖以我對於政治的看法出發，闡述我如何贊同韋伯「志業政治家」的人格條件。

對我來說，志業政治家這個詞，已經表明了政治有不同於其他場域的特別之處。否則，若世間任何場域的志業家有所謂的:「共通長相」或「共通特性」，那大可不必以志業政治家為主題，說明志業家即可。既然政治場域有其特殊性，那麼要同意韋伯對於志業政治家的人格特質，對於「政治」的詮釋與感受應該也不會與韋伯相差太多，或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更深入的討論。

於我而言，政治的終極目標是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我論述的非常簡單，但這當中隱含著我贊同許多韋伯的觀點。

首先，志業政治家面對權力的態度不是:「為了追求而追求」。亦即，權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追求權力的目的是為了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韋伯也確實認同權力不該是目的。最鮮明的就屬於韋伯在論及志業政治家人格特質的部分(P252)。韋伯也在文章中描述虛榮對於志業政治家的破壞力(P253)，強調身為志業政治家應該要:「切事」，更將其與其中一個人格特質做連結(責任感)。

其次，依照政治對於我的意義，我接著要處理的難題便是:「何謂好的方向?如何判斷?如何可能?」。好，或許用哲學常用的說法:「善」當然是價值判斷的結果。這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來看: 

一、志業政治家願意面對魔神的交戰，並對這種交戰與取捨感到熱衷

二、志業政治家必須對魔神的交戰過程清楚，並明白其發展的極限，才有可能帶領共同體往「善」前進 

就第一部分來說，就是韋伯所提到的:「熱情」(P252)。不過韋伯在論述這種熱情時，更多了責任，並區分了其與「沒有結果的亢奮」是不同的。然而，我認為在我對於政治終極目標的看法:「讓共同體往好的方向發展」當中，就已經隱含了志業政治家的責任期許。倘若沒有負責任的態度，便無法達成這個目的。而共同體的發展不僅是一個應然的、道德的，當然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所以在責任層面理應需要考慮到心志與責任論理。韋伯也對於這部分有所論述(P259-P265)，其最終的結論是以責任倫理為主並在發展當中說明心志倫理(P272)。

最後，第二部分則是與韋伯所提出的:「判斷力」做呼應。若必須要清楚魔神交戰的過程與其極限，就不得不經過學術訓練，這同時也是韋伯的論點:學術對生命的幫助是清明(P183)。而判斷力則是能夠讓人保持距離的觀察，也唯有這樣可以「冷靜的」理解諸神交戰，使自身清明，帶共同體往善前進。

 

2. 如何養成韋伯所期許的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或者集三者於一身乃偶然、機運、天賜，非人力所及？

我認為三者集一身是屬於結構、機運，非人力所及的問題，尤其是熱情與判斷力。同政治思想在當代對於多數人來說乏味相同，其實最擔心的是「距離」。而距離如何產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既是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也是技術的。具體而言，我始終認為距離與出生時的環境有非常大的關聯，我想這也是思想越來越難給予多數人calling的原因。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對於自身的時代做出了沉痛的反思，但每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有些過時了、有些還持續存在、有些以另一種形態持續發酵，要從中找出「現代性」本就是極為不易的事情，更悲觀的說，我認為這是機運、結構的問題。

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是永遠難以靠近或想像那樣子的價值觀。在這裡我想沿用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當中對於人格的討論(P165)。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個人體驗」。我當時看到這個詞語時，私以為是生命經驗，而在韋伯心目中是感動。但即便是感動，也深受所處環境的影響，有時候，不是拚命做了很多努力，就能夠體會那份感動。因此，我認為兼具三種人格特質，是非常難以人為養成的。

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同意在大學裡教政治學。原因有二:

一、政治學教育對我來說有其他意義

政治學教育對我而言，重要的在於培養: 公民、政治學術研究者、志業政治家甚或是哲學家國王。而其中最實際的是公民。公民不同於人民，是健全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石。倘若真的有一個情況，所有的人民都是公民，或許可以打破韋伯的想法:「民主，只能在該談民主的場合進行」(P160)。

二、相信不可能，才有可能的機會 

如同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文末對於志業政治家的描述:「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做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機會去完成」(P274)。因此，我雖然對於三種人格特質齊聚一身是悲觀的，但仍願意也相信應該要繼續政治學教育。

 

3. 就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志業政治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或正好相反（敵、友或無關）？

我認為志業政治家對於健全的民主政體而言，是重要的。如我前面所述，維繫健全的民主政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民數量的多寡。畢竟所有的制度性安排中，最大的變數就是人。而這個觀點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該如何使公民的數量增加

二、公民的數量增加了與民主健全的相關機制為何？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想現在不是談的絕佳時機，在課程的後段談及教育與政治的部份這會是我論述的重點，雖然我前面有簡單提過這跟政治學的教育有關。（或許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志業政治家有沒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民變為公民，這個也一併再討論） 

而第二個問題是我認為志業政治家對於民主政體重要的原因。假設我們已經擁有了多數的公民，但這中間的仍然需要有更為專業的人來帶領公民前進，這個人的縮影正是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國王的概念。社會依舊是分工的、各司其職的，大家的興趣不一、心力投入也不一。不過公民為多數的環境是有利於志業政治家以及哲學家國王的土壤，如同柏拉圖想表達的一樣，這些人學習了哲學後並不是要治國，而是更加懂得尊重專業。但僅僅只是懂得尊重專業，並無法使共同體邁向善的方向，因為必須要有「專業」帶領大家前進，而這個專業就是志業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