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按Leo Strauss的主張,自由(博雅)教育為什麼有能力及如何造就出合乎原初意涵的民主政體—普遍貴族制(a universal aristocracy)?
隨著發達工業社會如同Marcuse所言將價值的追求導向扁平(物質的欲求),人們被形塑成單向度的人,然而此落入Strauss所言的大眾文化,是沒有任何智識和道德努力,且極為廉價的最平庸的能力所佔據的文化,博雅教育變擔負了為培養原初民主政體所需品質的功能。Strauss提到博雅教育作為一種文學的(literature)教育,無論是透過書寫或透過與偉大的心靈進行對話,都使得願意為此種品質獻身、冒險,或如韋伯所言受到其召喚而欲成為志業之人,在旁人看來如同伸出如韋伯所言受到其召喚而欲成為志業之人,在旁人看來如同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徒勞地試圖抓住現實生命的元漓之氣,但博雅教育存在可能,進行哲學化的思考以求最高的智慧。
文學的讀寫能力作為每一公民應具備的能力,其使偉大的心靈的智慧得以留存,並以語言的形式為共同體的成員享有,書籍等文學的載體成為這種共通感(common sense)的中介,返回古典的做法似乎看來過於謙卑且不切實際,卻是在菁英統治與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下,唯一能夠突破現有框架、進行批判,並追求公共善(public good)的努力,自我統治於此彰顯其群體性和德性,民主不再是被平等外衣所包覆的疏離體制,更蘊含了人的自由的品質。
2.你認為,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需要甚麼起碼條件?政治學與自由教育的關係?
首先必須作為「潛入海底的採珠人」,讓偉大心智的智慧得以從歷史的灰燼中,被學生認識而獲得重生;其次,由於最偉大的心靈代表著真理的終極表現,它拒絕了當代理知化之下、世界除魅後的相對主義,由於最偉大的心靈間的相互矛盾的,此一諸神交戰的景況,處於韋伯所言永遠不可解消的衝突之中,因此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必須能夠直面此一困難與矛盾,讓偉大心靈間的交談成為可能,教師(大部分的情況下)於是不可能是先知,而是扮演與學生地位平等卻較有經驗的學生,引導學生透過閱讀進行心靈的提升。
自由教育呼喚自身的優異與卓越,政治學探討政體應如何運作能夠帶來共善,其探問人和共同體如何可能,又如何朝向善的方向前進,而惟有透過自由教育的土壤加以培育,才得以建立政體所需的公民德性,此為政治學與自由教育的共通之處。然而,若進一步探討政治哲學的兩種想像,一是源自柏拉圖對「概念」的描述,以哲學經驗為優先,並以此判斷所有的政治現象;二是從人類事物的經驗範疇來詮釋哲學,前者以哲人所為標的,後者則由共同體的經驗而探討何謂公民,在韋伯的兩篇演講中區分了學術與政治,而在Strauss的〈什麼是自由教育中〉,自由教育不僅呼喚個體的卓越,更隱含對理性社會(rational society)的期待,政治學和自由教育因此是相互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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