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

什麼是自由教育?

  1. Leo Strauss的主張,自由(博雅)教育為甚麼有能力及如何造就出合乎原初意涵的民主政體普遍貴族制(a universal aristocracy)? 

[普遍貴族制對人民的要求] 

    在談及這個問題時,勢必得面對與解釋何為普遍貴族制的追求。對Leo Strauss來說,普遍貴族制對身處其中的人民的「德性」有很高的要求。這又產生了一連串的論述以及與「德性」互相使用的詞語,諸如「智慧」、「理性」、「理性社會」等等(P3)。但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些詞語?我認為Leo Strauss在後續論述哲學時(P13)有更具體的描繪: 哲學就是一種對於智識的追求,而這種對於智識的追求體現在對於真理、整體的思考。在這邊我想說明,其實就脈絡上來說,我認為哲學對於智識的追求也可以詮釋為終極的價值論辯(審美)而上述對於哲學的理解,正是Leo Strauss認為普遍貴族制對於身處其中的人民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普遍貴族制所強調的普遍仍舊是不及現代民主的普遍,畢竟對Leo Strauss來說,現代民主正是因為過於普遍導致了大眾文化的主宰)

 

[何為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作用為何?如何達成普遍貴族制?]

    釐清普遍貴族制對於人民的要求後,就可以來檢視自由教育是否可以促成普遍貴族制。

一、就目標上而言,自由教育與普遍貴族制對於人民的要求相同 

    所謂自由教育,Leo Strauss開頭就表示是一種朝向文化的教育,且其途徑為研讀偉大心靈所留下的偉大書籍(P1),或更精確的說,要促成彼此的對話(P7)。這裡要更多開展的論述是「自由教育是一種朝向文化的教育」。在我看來,在Leo Strauss的論述脈絡當中,文化也僅僅只是自由教育的一種手段與內容。自由教育真的的目的(追求)是為研習哲學所做的準備(P13)。在這點上,哲學的追求就是自由教育的追求,我們只是透過文化、與偉大心靈的對話等各種途徑去向這個追求靠近。而普遍貴族制對人民的要求又與哲學的追求相同,因此自由教育就目的上而言與普遍貴族制相同。 

 

二、自由教育對於不同種類的人均可使其向正確的(普遍貴族制所要求德性的、哲學所要求智識的)方向前進

    Leo Strauss大致將人分成三種,分別是哲人、賢人以及其他人(除了哲人、賢人以外的人)。而自由教育其實對任一類人來說都可以使其正確的方向靠近。

    「智慧難以達於人,所以德性和幸福總是不完美」(P6)。當然,並不是接受了自由教育之後,就必定能成為哲人或賢人,但Leo Strauss同時也表示:「我們不能成為哲人,但我們可以熱愛哲學,我們可以努力進行哲學化思考」。這個論述表明了如果有餘裕接受自由教育的人都應該要接受自由教育,因為即使沒辦法成為哲人或賢人,仍舊可以幫助他們往正確的方向靠近。那就更不用說如過有些天賦,能夠透過自由教育成為賢人或哲人民眾,更應該要接受自由教育。

 

三、自由教育手段與目的的連結

    而自由教育的學習模式Leo Strauss也提及許多途徑,比如閱讀古代經典並與之對話(與最偉大的心靈對話),並且在心境上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溫順(P8)。什麼是最高形式的溫順?我認為Leo Strauss立刻解釋了這個情境:「自由教育要求我們要勇敢,這意味著決心將所接受的觀點都僅僅只當成意見,或者把普通的意見當成至捨與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見依樣可能出錯的極端意見」。 

    那現在讓我們檢視最重要的問題:這個途徑是否能夠達成自由教育所追求的?在此之前,必須再次回顧自由教育(也是哲學)所追求的:「一種對於智識的追求,而這種對於智識的追求體現在對於真理、整體的思考」。在我看來,這個追求跟韋伯在學術作為一場志業當中刻劃的,對於學術所能帶給人的是相同的。在這個層面上,自由教育的學習模式確實也符合韋伯對於學術訓練過程的詮釋:「要去了解各種不同的魔神並了解他們的極限,找到自己的信仰」。因此我認為這當然也是某種程度的學術訓練,可以達到至少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1. 你認為,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需要甚麼起碼條件?政治學與自由教育的關係? 

[從事自由教育的教師需要什麼條件?] 

    依照前述的說法,既然我認為Leo Strauss所提出的自由教育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韋伯口中的學術訓練,那麼我當然支持韋伯所提出對於學術作為一場志業當中所提及的老師的人格特質(不可以當群眾鼓動者等等)。其實我認為Leo Strauss所提出的:「不要對自己的評價性過高,最應該看重的是自己的義務與責任。」(P9)也是韋伯對於學作為一種志業當中有提及的人格特質。

 

[政治學與自由教育間的關聯?] 

    Leo Strauss在論自由教育的過程中確實也花了一些篇幅來陳述這個論題(P13),這個問題對於他來說其實就是政治與哲學的區別。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非常清楚的掌握並了解政治學如何從哲學的大概念中分化甚至到現今成為專門學系的歷史與原因。但我對於這個歷史脈絡的掌握並不是很清楚,僅就我的感受,我認為政治學相比於哲學來說確實更在意一些「現實的」(或許是世俗的)問題,我無意將其類比Leo Strauss在自由教育中的說法,畢竟他的用詞是「政治」。但我承認,政治學因此相較於哲學沒辦法完全專注在「劃分目的的好壞」。 

    有了這項承認,大致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政治學與自由教育搭配,比較傾向培養出賢人而非哲人。畢竟按照Leo Strauss的標準,哲人必須全心專注在那些最偉大的事情上,事實上,Leo Strauss也有表示是賢人統治而非哲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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